接下來的一段時間里，劉備很忙碌，把幾乎所有的時間都用在了工作上。

    戰后一系列的善后工作千頭萬緒，全面度田和之后授田的工作也是千頭萬緒，需要大量官員全身心投入進去，包括他這個皇帝都不會有什么休息的時間。

    很多官員在這一波混亂之中或者是造反被殺了，或者是能力不足以應對困難，進退失據致使地方損失太大從而被罷免職位，林林總總算起來，這一波度田之亂也帶來了上萬名官吏的位次更換。

    這對于國家來說，長遠肯定是好事，因為不稱職的或者心懷不滿的都暴露出來了，都會被好好的懲治，不會再出現更多值得擔憂的事情。

    但是對于短期內的情況來說，問題還是挺大的。

    忙，就是忙，戰后的善后工作，官吏的選拔更換工作，一樁樁一件件，全都是要忙碌的事情忙來忙去，整個貞觀元年就這樣忙過去了。

    但是這樣的忙碌也是能帶來極大的好處的，比如農業集體化程度的極大進展。

    過去，因為沒有強制性的執行手段，主要遵循一個自愿原則，被朝廷征收的土地和解放的奴隸當然是全部都安排了集體農莊，在地方上作為打樣的存在，供自由農民們選擇。

    有些人看到了農業集體化的好處，所以選擇了加入，而有些人則堅持家庭生產，不想加入，總覺得朝廷里這些當官的沒安好心。

    那劉備當然是寬容的，你愿意，我接納你不愿意，我不強迫，你想走，我放開門禁讓伱走。

    保持這寬松的政策規矩，所以整個江北地區的農業集體化程度呈現一個西高東低的局面。

    關西之地的農業集體化程度很高，尤其是涼州這樣的起家之地，那農業集體化的程度幾乎就是百分之百。

    關中地區和益州北部的農業集體化程度也很高，普遍超過百分之八十，乃至于百分之九十，并州和幽州則因為長期戰亂，平定之后則順理成章的推進農業集體化生產，當地人出于對安全的需求，也普遍愿意接受。

    到了冀州，冀州北部農業集體化的程度比較高，能達到百分之七十以上，南部則相對較低，個別地區甚至不到百分之三十，這也是本次度田之亂中冀州南部的情況特別嚴重的原因之一。

    而在中原地區，農業集體化的程度則高低不一，總體來看能有百分之五十以上，部分地區高，能有百分之六七十，部分地區較低，只有百分之三四十。